三、朋远来定理解读我们能以朋远来先生的《青蒿素——中医的奇耻大辱》建立的朋远来定理是：“科学是以人为本，用类似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专业工具或物品，落实到实处的工作---科学主流是色动的，官僚化的部分则会带来无耻和奇耻大辱”。朋远来定理扫荡中医的奇耻大辱，实际是朋远来先生为当代科学中医的到来在扫清道路。（1）朋远来先生说：中医不混帐,谁混帐?我并不是因为古代中医的医术低下而横加苛责，我中华民族一千六百年前就已经发明抗疟良药，苛责实乃不合理。我今天要骂中医是大混蛋,乃是因为后世中医历来流派林立,门户森严；抑彼扬己,不遗余力；非我派之学说,往往斥之为异端,不能兼容或因门户成见,或因自欺欺人,或因浑浑厄厄, 一千多年前已经发明了的克疟良方，竟然尘封一千六百多年才被重新挖掘,耽误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 1）如果我们从布尔范例出发，那么朋远来先生推出的科学中医的布尔人物是葛洪。朋远来先生说：葛洪乃一修道炼丹之人，是个杂家，其《肘后备急方》是民间验方、偏方，与中医的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理论无关，被后世各大主流中医视为旁门左道,从没受到重视,更别说付诸实践。一个简单的事实呈现在面前，即从晋代到清朝，治疗疟疾的数十个药方，极少提及青蒿。提到青蒿的，也被中医的用药方法消灭掉了，仅剩《肘后备急方》一个验方。所以,从青蒿治疗疟疾这件事上,我们也能一窥中医的特色。这个特色难道不言而喻不是主流中医含有官僚化的部分，但这不能盖住科学中医的眼睛，葛洪就乃是色动中医的一处非主流的科学颜色。2）科学中医是“验方”， 科学西医也是“验方”，这种局限性是色动医学拓扑斯的位置决定了的，而不是拉普拉斯的决定论决定了的。例如朋远来说：1693年，清康熙帝患疟疾,当时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后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而康复。那么西医的金鸡纳皮素是否就不是“验方”，而是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治疗疟疾的万灵药方呢？也不是。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美国和前苏联两国的科学家就用不着求中国的中医了，他们采用金鸡纳皮素不是万事大吉。北京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组长，也用不着汇总2000余种内服外用方药编辑《抗疟单验方集》，采用金鸡纳皮素不是万事大吉。这说明刘月生第一定律对科学中医和科学西医，都有指导作用。3）所以，朋远来先生虽然能提出“朋远来定理”，但他对朋远来定理也不一定能全理解。这也是刘月生第一定律推论出的，人和他提出的理论是可以分离的；因此有时睁开眼睛说瞎话，也难免。例如朋远来说：除了葛洪一个方，屠呦呦翻遍医书无数,怎么看看都是治疟良方,试试全部屁用没有。中医全都虚报疗效,自欺欺人。从《肘后备急方》成书到发现青蒿素的一千六百余年来,中医对付疟疾的状况又如何呢?四个字概括: “束手无策”。 疟疾“打摆子” 治不治得好无关紧要,病人是死是活何足挂齿,只要辩了证,开了方,就算完成济世之举。色动的中医药学全是这样的吗？西医称的“疟疾”，我们四川乡间农村也称“打摆子”，很早年间是一种常见的病。那时只有中医，没有西医，如果说中医验方加上辩证开药，全都没有有疗效，按朋远来的逻辑，一千六百余年来中国人不是全死光，剩下的也不多。如果说金鸡纳皮素在越南战场没有特别疗效，青蒿素有特别疗效，也说明“疟疾”病在不同环境、人体、药剂间的组合也多元的，或者说是多彩的。我们认识的赵锡五和老一辈认识的勾保山两位家乡中医名医，就确实治好过很多人的病，不然就不会有很多人请他们去治病。特别是勾保山先生，是一个中医世家出生的医生，他的医术精湛，20世纪初靠近四川的湖北、湖南等省，都有人请他去治病。后来他也累病了，走不动。这些地方有人还拿“滑竿”抬着也要请他去治病。如果他们仅仅是“治不治得好无关紧要,病人是死是活何足挂齿,只要辩了证,开了方,就算完成济世之举”，那么请他们治病的各地人且不都是傻子。那时中医生都是在家自行行走开业，中医生之间都是公平、公开、公正竞争，而乡间大多数人都比校贫困，请那位医生要再三掂量。赵锡五和勾保山两位先生是医好了人家的病，才得到别人的尊敬的。我们就是见证。（2）同一种药物，同一种病状，药物吃到人胃里去治病，与药物放在试管里直接接触病原体筛选杀灭或抑制的验方，是两类不同的克隆，但两者又都类似结构信息。前者是不可全相似的结构信息克隆，类似概率克隆。后者相对可以是全相似的结构信息克隆，类似规范克隆。刘月生第一定律是说：“实验如果为结构信息，纸上谈兵就只能为交换信息；由于大型粒子加速器不是任何人和国家会大批量生产，那么远离人工和类似自然的大型粒子加速器及其实验工作的任何人，都处在一个平台，但在这种交换平台也有差异，即看谁更能指引两者接近结构信息的为真”。这里提到大型粒子加速器，与医学的层次也是相关的。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2003年就为扑灭我国非典的科研，就作出了贡献。因为北京同步辐射装置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一部分，是对社会开放的大型公共科学设施，每年有十几个单位的上百个研究课题在这里进行科学研究。从遗传学—基因组学—结构基因组学，从序列—结构—功能，生物学家进入一个自身不熟悉的领域。21世纪生物学的一个主要探索，是通过结构的改变理解功能的产生机制，也就是现在常提到的结构基因组学。从1914年到1938年，Pereutz 用了22年才获得血红蛋白的结构，而今，同步辐射的应用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解出类似大小的结构；特别是结构的动态研究，作为结构--功能研究的基础，离开了同步辐射技术是难以实现的。即结构基因组学面临蛋白质结构的大规模、自动化的数据采集、结构解析，而现在生物学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个，核磁共振和X射线衍射（同步辐射）。继人类基因组学之后，结构基因组学已提到日程上，我国是否有独立开展大规模测定蛋白质晶体结构的能力和条件，同步辐射实验技术的发展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瓶颈。但这还仅仅涉及后者“相对可以全相似的结构信息克隆”一个方面，并没有涉及前者“不可全相似的结构信息克隆”。1）2004年《凉山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我们与刘月生的《从电脑信息论到量子计算机信息论》论文，这是将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的信息范型论，与三旋理论交流后第一次得到的统一和升华。1989年刘月生从出版《自然论纲》一书起，就开始思考从惠勒总结的通过给予“万物”以比特---以信息的语言理解并表达全部物理的思想，认为任何一种物质系统的存在，如果是由“现象”构成的，那么所有的“现象”就必须都依赖于观察的“记录”。这里如果任何一个基本现象，不是直到它被记录（观察）了的话，它都不是“现象”。于是刘月生就把这种实在的现象，定义为“结构信息”；而把参与这种记录的非实在和它在观察者之间的交流，就被定义为“交换信息”。这当中，刘月生还对康德作过研究。如果说在康德那里，结构信息及其交换信息，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必须一只手拿着唯一能使种种符合一致的现象结合成为规律的那些原则，另一只手拿着它按上述原则设计出来的那种实验，走向自然，向自然请教。”那么这里康德的“构造”概念是对科学认识的历史概括，实际上就是思维的建构问题。“交换” 概念在康德哲学中，思维的建构就是思维在头脑中预先把规律设定出来，然后让自然来回答，这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康德的天然事实（Brute fact）也称为“赤裸事实”。它有绝对的意义和相对的意义。它的绝对意义是指不是通过其他事实而是通过自身而获取或者得到解释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是一些解释系列的根本或基础。我们通常对为什么它应该就是如此不能作出完全的说明，却必须不加解释地接受它。思想体系的第一原理一般具有这样的地位。我们之所以看到某一个测量结果----主客体结构信息及其交换，对于经验主义来说，在感知中所给予的东西是天然事实。它是不可纠正的，可却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但从康德这里也只能是一种色动文化学的对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的认识。2）例如，刘月生先生虽然很早提出了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的信息范型论这个“信息二元一体律”，且定义虽然明快，但在物理学中的具体运用，就显得力不从心。好在出版《自然论纲》的延边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我们用三旋理论解释气功和经络等现象的《中国气功思维学》一书；三旋理论实际类似量子色动力学，是用环量子的62种自旋编码作的一些具体的物理、数学问题的运用；由于三旋环量子，是一种不可克隆的内禀自然物质，所以人们谈论的三旋理论的量子力学运用，就只能类似交换信息。在延边大学学报主编孙裕文先生的撮合下，刘月生和我们相识了，经过近十年的意见交换和磨合，认识到具体关键点是：结构信息---观察、测量的事物不管是强“不克隆”还是弱“不可克隆”，一般是指“不可克隆”的结构交换；交换信息---观察、测量的事物不管是能强“克隆”，还是弱“克隆”，一般是指能“克隆”的交换结构。3）其次，没有克隆就没有科学，即科学是要受重复检验的。检验主要分实验检验和数理逻辑检验，而克隆检验又分结构信息克隆和交换信息克隆，以及克隆与不可克隆。从可以克隆来说，如记录可以不断克隆，但它是变维的，所以又称交换信息。即交换信息相对于结构信息，是一种降维克隆，类似西方称的“全息原理”---这类似2维的全息照片相对于3维的实物，是降了1维的。如果把结构信息对应实验检验和实验实物，交换信息对应书本、黑板、课堂、图片及音响、影像磁带、光盘等和重复的传播活动，那么交换信息也是一种降维的克隆。即交换信息无论是强克隆还是弱克隆，都属于降维克隆。但结构信息是属于缠结克隆，即它一般是克隆与不可克隆缠结的，例如一位英雄人物，克隆可以类似戏剧用别人扮演，但真实的那位英雄人物是不可克隆的。3）这里虽然有一类不可克隆，类似没有条件，如大型强子对撞机不是任何人和国家会大量生产，所以很多人不能做实验。而且这里是否把现代唯物主义颠覆分为了结构唯物主义和交换唯物主义呢？这里是说，假如大型粒子对撞机已有搞清甲型H1N1流感或疟疾的病毒、细菌的结构基因组学和测定蛋白质晶体结构的能力，这种成功技术的真实操作，与不能以大型粒子加速器的实验检验作参照的口头唯物者的言论和实验，就有层次和性质的区别。后者最终都是以交换信息在作判断，这里唯有实验检验的克隆才类似结构信息，口头唯物者的言论和众所周知的实验事实判断最终都类似交换信息。没有克隆就没有科学，也可以说成没有克隆就没有科学规律。因为科学规律也是要用实验重复的，或者自然现象也要有重现。这两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结构信息的克隆还要分为规范克隆和概率克隆。规范克隆如普通化学到放射化学和核化学做的实验，是按规范操作，一般都是可以克隆的。而概率克隆指类似大地震预报、新粒子的宇宙射线搜寻，没有准确的把握，只有概率的估量。有时结构信息也是规范克隆和概率克隆缠结的。4）所以朋远来先生即使想用“朋远来定理” 杀灭或抑制中医的“虚报疗效”和官僚化中医，工程也是复杂的，正像张功耀教授建议中医治病要像西医定位分门别类那样，也要对中医治病的克隆问题分门别类。以前面的说明为例，如果把中医病人的吃药治病，看作结构信息，并设定这种立体为3维图像，那么对这种药方汤头的记录，就是交换信息，并且这种记录是减1维的为2维图像。作为这类减维的2维图像的交换信息，再用2维图像克隆，是能做到全相似的克隆，所以交换信息一般容易克隆，所以能流传很广，能掌握的人很多。相对而言，2维交换信息再变为3维结构信息，一般不容易全相似克隆。所以治病要有疗效任何医生都就有一个实践摸索的过程，这样流传是不易，能掌握很精的人也不易很多。   以交换信息的不变，应结构信息克隆的万变，具体到中医和西医，即使病人和病情一样，由于中医用药一般是植物和动物的切片，相对西医用药的提纯，中医同一种药的化学成分就较复杂，汤头药性口诀，是站在治病的角度位置描叙这种药物的药性的，不是站在化学成分的角度位置描叙这种药物的全部化学性质。所以中医和西医即使治疗同一种病人和病情，中医克隆治病，也是不可全相似的结构信息克隆，含有概率克隆的成分。相对中医，西医克隆治病，可近似是全相似的结构信息克隆，含有规范克隆的成分就大。中医这种特色，使得从古代开始，中医2维交换信息的医典、书籍的验方、汤头可以不变，但实践已较多的医生在自己疗效的成功与失败的对比中，逼迫他们的克隆结构信息的真实治疗操作，已能和可以在交换信息这类不变的医典、书籍的验方、汤头的基础上，实行药物数量和剂量的增减、以增强自己医术的疗效而求得更大的生存。使中医拓扑斯实际是根据位置的不同和逻辑分析来辨证施治，因人而异，讲究君臣佐使配伍，一付汤剂只针一个病人，疗效类似“弹奏”，是使用多种中药综合的结果。这个不同于西医拓扑斯的秘诀，使得一些老中医认为，造成七成中药不良反应由中药注射液引发的，原因类似一种中药注射液要一大群人使用。其次，一些老中医也反对用中药一对一地解决西医命名的疾病。例如西医拓扑斯对胃部疾病，有的要根据胃镜、病理检查，分为浅表性、萎缩性胃炎等多种；中医则从病人全身调理的角度去治疗，把胃部疾病统称为“胃中嘈杂”。这种相对西医局部检查，我们称为“整体性”，这也正确。但有研究“国学自然”者，把类似中医拓扑斯的“国学自然”与西方现代科学的“还原性”对立起来，我们不是十分赞成的。（3）虽然老中医不懂得量子色动力学、拓扑斯、海夸克，但他们都懂得中医基础的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说，这实际是“国学自然”的“还原性”，即国学自然说的整体性实际是和还原性联在一起的。而这类还原性又是和老中医不懂得的量子色动力学、拓扑斯、海夸克联系在一起的。国学自然和西方古代科学的还原性不同，只在于国学自然的还原性，类似偏重目前量子色动力学、拓扑斯、海夸克中的环量子圈论；而西方古代科学的还原性，类似偏重目前量子色动力学、拓扑斯、海夸克中的球量子弦论。为什么这样说呢？1）我国的阴阳五行之说，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行含“气”类似含有五种“粒子”。 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相生相克，实际构成了一种循环，其结构图像类似一种圈态。把五行整体化看成一个“粒子”，不就是一种环量子圈论吗？而西方古代科学传统出于古希腊，希腊学者主张火、气、水、土四元素说。从表面上看，金、木、水、火、土和火、气、水、土在原始性上也没有多大区别。但从结构图像上看，希腊学者因主张火、气、水、土等四元素是并列的，没有我国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的相生相克，所以把火、气、水、土整体化看成一个“粒子”，就类似环圈断开，成一条线段。按庞加莱猜想，一条线段收缩为一点等价于球面，这不就是一种球量子弦论吗？但国学自然研究者为什么会把整体性和还原性分割开来呢？2）2009年5月5日，朗富宸先生专程从北京来到四川盐亭县访问天垣办事处的盘古故里。朗富宸先生曾兼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世界文化研究室副主任，2008年5月13日积极筹备救灾事宜，5月17日赴四川地震前线参加抗震救灾志愿者行列，在成都发起并组建“志愿者爱心通道”救灾物资绿色快速通道组织，前后从浙江和全国各地募集并运送1600多万元救灾物资。获得四川省红十字、四川省和成都市慈善总会多次表扬并颁发荣誉证书。这次是他在四川大地震一年后，第一次到地震灾区天垣盘古故里进行考察。朗富宸先生与何开勇、王德伦、王德兴等十多位盘古故里的老人交谈，并走访圆胞山、袖头山、五面山等地方的盘古遗迹，对曾经是大地震形成四川盆塞海文明的盘古文明十分重视。他对我们说，中华文明万年史存在盘古文明和炎黄文明两段时期；从承认自然灾害和团结抗灾整体性来看，炎黄文明不如盘古文明。所以从天人合一看，中华文明中最辉煌、最完整、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段是盘古文明。但中国人也有“失忆症”----失去对约一万年到五千年前多次大地震，造成四川盆塞海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结合的盘古文明的记忆。但这种“失忆症”不是一种病，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得有这种“失忆症”----这类似任何成年人会忘记婴儿时期到四岁前的早期经历一样；盘古文明就类似连续中华文明的婴儿时期的早期经历一样。3）2007年11月26日-29日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举行，我们有机会亲自目睹国学自然的领军人物宋正海先生的风采。他是不是也失去对山海文明的记忆呢？像成年人忘记婴儿时期也不例外，这实际类似颜色的多样，没有值得可怪的。宋正海先生是我们尊敬的一位老科学家，我们曾把类似环量子色动力学、拓扑斯、海夸克的论文寄给他，请他指正。但他谦虚地回信说，他是作海洋文明科学史等方面的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对我们的论文不能提意见。那么海洋文明科学史也应该包括盘古文明时期的山海盆塞类似的海洋文明，但我们在都江堰市的接触中，宋正海先生似乎说他研究的自然科学史海洋文明，主要仅是近现代时期的。我国古代的阴阳五行之说、五运六气之说，如果含有类圈体图像，那么类圈体的自旋会含有面旋、体旋、线旋等三种情况，我们在研究《周易》、《黄帝内经》等古籍文献中，确实找到了我国古人对类似面旋、体旋、线旋等三种自旋的描述。4）按三旋理论，量子色动力学、拓扑斯、海夸克涉及的粒子，是一种“旋”；或旋是一种“粒子”----从电子、夸克再到海夸克等微观粒子是一种“旋”。如果中医的整体和还原哲理是“气”， “气”是一种“旋”，那么“气”也是一种“粒子”。中医也是粒子医学，即量子色动医学和量子色动中医学是可以合流的。5）没有大型粒子加速器及其实验条件的研究者，按自然全息，把海夸克类比个人，这种“人”可以再用国民人数的总数去分国家的总财富，计算每个人占的比例去看待。这是一种研究“颜色”。如果从做工的马力看，一个处在落后生产力地区的农民，用牛耕地，与一个人用拖拉机耕地，由于两者的马力相差很大，效果也不同，所以有的人少而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常用该国的民众的总人数去分国家的拥有机器的总马力，计算每个人占的马力作比较，说明自己是强国。这又是一种研究“颜色”。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朋远来先生说“中医全都虚报疗效”，此话如果不过分，起码说明两点，一是，朋远来先生搞的不是量子色动科学，而是属于量子色动文化。二是，中国不是仅拥有朋远来和张功耀这类人，至少还有李新洲和刘月生这类人，即使他们都是教授，从教授的职称来说是一样的，但他们在知识层面的追求的阶梯上是不一样的。如果以量子色动力学、拓扑斯、海夸克来推动医学，他们会走到一起，如果以量子色动文化推动医学，那么我国的“颜色”会更斑斓。                       参考文献[1] [美]斯蒂芬·韦伯，看不见的世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胡俊伟译，2007年12月；[2] 刘月生、王德奎等，“信息范型与观控相对界”研究专集，河池学院学报2008年增刊第一期，2008年5月。[3] 王德奎，三旋理论初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年5月； [4] 孔少峰、王德奎，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9月；[5] 王德奎，解读《时间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年9月；[6] [英]安德鲁·华生，量子夸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刘健等译，2008年4月；[7] 李新洲、孙珏岷，时空的密码，上海科学出版社，2008年8月；[8] 叶眺新，中国气功思维学，延边大学出版社，1900年5月。 Email:y-tx@163.com